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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流动人口社会分层及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2017-05-13 17:00来源:网络

  摘 要:受到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流动人口低龄化、高学历化和职业多样化等趋势日益明显,其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在新形势下,从职业、学历、居住条件、定居能力等四个维度,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差异显著的五个群体。在实践上,教育与技能、户籍制度及其“子政策群”、城市公共供给和迁移时间等成为影响流动人口社会分层和流动的主要机制,同时也是促进流动人口社会地位提升的四个重要因素和重点工作方向。

  关键词:流动人口;城市化;社会分层;机制
  Abstract:The migrants to the city are tended to be younger, high-educated and employed in diversified sections, which mean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migrants transformed due to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aking the above new situation into account, it is argued that the migran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social strata by factors of occupation, education, the housing condition and settlement ability. Furthermore the education and working skills, hukou and its sub-policies, the urban public supply and migrant time have become four chief mechanisms influencing migrants’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ractice which are also the directions to work on for improving migrants’ social status.
  Key words:migrants ; urbanization ; social stratification ;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11-16(5)
  1 问题的提出
  流动人口是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区工作居住的人口,官方统计中将跨县(县级市)的非户籍迁移都算作流动人口,而国际上称之为“国内移民”(internal migration)。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90年代末期前的主要特征是大规模“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只不过是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报酬而暂时来到城市,是属于一种季节性的人口流动现象”[1]。进入20世纪,随着教育均等化和高校扩招等政策出台,高学历和高技能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流动人口的组成发生很大变化。以受教育程度为例,北京市“6岁及以上常住流动人口中,大学及以上学历比例为24.4%,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幅13.5个百分点”[2]。流动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为城市顺利实现由产业结构转型到人口城市化这一深层次的、根本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人口社会政策上更好的顺应深层次城市化的要求?从何处切入流动人口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这些已经是情势所迫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其前提是详析城市化中流动人口社会结构的新特征,并探讨分化机制及其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2 现有研究成果与理论框架
  以往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进行研究的很少,即便有也大多只考察农民工群体,他们认为农民工群体是异质性很强的边缘群体[3][4]。张宛丽提出产业结构、所有制经济和先天身份地位等会引起“农民群体身份地位的大分化”[5]。文军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民工由农业劳动者转变为非农业劳动者;第二个阶段为农民工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1]。此外,周运清按照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职业, 将其分为“业主层、个体劳动者层、雇工层和不正当职业者层”四个阶层[6],而唐灿也提出了类似的按照职业结构和生产资料占有情况进行划分的观点[7]。
  上述研究之所以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单独研究,主要是由户籍制度导致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限制与落差,以及农民工群体相对较高的同质性。杨菊花认为,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仅要研究因城乡差别而产生的农民工群体,还要关注地区差异所产生的其他流动人口[8]。由于个体能力、户籍和其他社会权力等的差异,流动人口可以分为“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前者“年纪较轻、学历较高、技能较新”,因此更容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后者在制度和能力上双重受限,缺乏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8]。她强调了知识资本的作用,将其作为区分两种流动人口的标准,但整个观点缺乏严密的论证;此外,作者把是否占有知识资本和城乡分隔对应起来,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张展新则强调了户籍制度在“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地位差异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将外来市民与本地市民的地位差异解释为“区域分割效应”,将农民工与外来市民的差异解释为“城乡分割因素”[9]。这一观点只看到户籍制度的意义,缺乏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关注;此外,这种绝对划分又忽视了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的共性。刘玉照从能否移民的角度,将流动人口分为“结构性流动人口、可流动性移民、永久性移民”等,将建筑业和服务业等流动人口称为结构性流动人口[10]。李春玲对“劳动力流动”和移民进行了区分,认为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是“劳动力流动而非移民”[11]。   传统上,户籍制度作为统一的制度安排,具有分割城乡的作用,然而在当前跨省财政转移受限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区分地域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产业结构升级之前,在以传统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支配下,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来说,户籍制度在分割城乡上的影响力更大,即流动人口因农村户籍而受限更多。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的推进,外来市民比重上升,加之由城市人口规模增大而引发的通过行政干预公共供给来限制本地人口规模,都使得户籍制度在分割地域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即流动人口因非本地户籍而受限更多。此外,城市居住证制度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作用逐渐明朗。因此,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流动人口面临共同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需要将外来市民纳入考察范围。
  此外,在分层研究中,社会分层不同指标的权重在随时代变迁而变化,最典型的是财产权的权重在不断上升[12]。针对当前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力,或者说在社会分层中不同指标权重的变化原因,鲁品越将其解释为“资本复杂性”,大城市“除了原始资本形态, 也有大众资本、人力资本、公共资本等复杂的资本形态”,“资本复杂性”重塑了社会结构而形成新的“复杂性网络结构”,有的群体“失去获得各种资本形态的机会而日益贫困”[13]。当前来看,户籍制度已经不是当前造成流动人口社会地位变化的唯一原因,其影响力也将逐渐式微。李强也认为,造成“丁字形”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严重滞后[12]。即,城市化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而非社会变迁的背景,因此,本文将充分反映人与城市化关系的城市产业结构、公共供给和人口社会属性等视为城市化的三个基本要素:置身其中的流动人口因产业结构转型、公共政策变化和自身能力提升等原因而改变行业、职业、居住地,或者迁入家庭、购买住房等行为,都会影响其社会地位,实现社会流动。加之没有户籍身份的约束,流动人口的上述转换和变迁较本地人更为频繁,也要求相关研究引入多种指标进行综合测量。
  3 研究对象、方法和指标选择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截至2010年底,北京常住人口1961.2万人,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为704.5万人①。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和资料,主要来自于笔者对北京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并公开发布的数据和结果,该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区县从流动人口中进行按照1%0的比例随机抽样,得到相关的流动人口数据7657个[2]。在分析技术上,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
  在指标选择上,本研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前述产业构成、公共供给和社会属性三个基本要素为框架,构建起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的多元指标。以往认为影响流动人口分化的因素主要包括职业、行业、组织资本、住房和知识技能等[14][15][16],在此基础上,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来说,能否定居也是其社会流动渠道是否通畅的重要体现,因此将定居能力也纳入分层指标,进而得到影响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的指标,包括职业、学历、居住条件和定居能力等四个维度。
  4 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情况
  冯晓英等将影响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的“教育程度、职业分类、居住状况、住房质量、户口性质、定居时间和家庭户流入”等指标,操作化为“专业技术人员比”等17个变量[2]。通过因子分析和KMO检验,我们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且反映流动人口内部结构特征的五个公因子,即居住条件因子、专业技术因子、定居能力因子、商业服务业因子和教育程度因子。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将流动人口按不同因子聚类后的综合得分划分为8个类别。这种划分虽能反映人口的微观结构,但实际上模糊了各个分层指标的解释力。因此,这里主要从职业、学历、居住条件、定居能力等四个解释力较强的指标出发,在原有变量的基础上加入“月房屋租金”等新变量,并调整迭代次数和聚类边界,再次进行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可以划分为边界清晰的五个层次:
  4.1 上层:教育程度和知识技能高(占流动人口总体的19%)
  这一群体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等高学历人才为主,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19%。其中,7.1%的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好,但定居能力较差,即来京时间较短或非家庭户流动;其余11.9%的人居住条件一般,但有一定定居能力,即来京时间在五年以上,甚至举家迁入北京。
  4.2 上中层:教育程度和知识技能中等,部分人居住条件好(占流动人口总数的24.4%)
  这一部分主要包括两个群体:一是具有中等教育程度和知识技能,且居住条件好、来京时间较早,有的是举家迁移或者购买了商品房的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14.6%。二是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且具有中等教育程度和知识技能,但是来京时间短、定居能力弱的流动人口。主要包括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来京时间在五年以内的初高中毕业青年人群,占流动人口总体的9.8%。
  4.3 中层:教育程度中等,但知识技能低、居住条件差,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占流动人口总体的45.8%)
  这一部分构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体,主要包括两个群体:一是非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他们具有中等教育程度,但知识技能低、居住条件差、定居能力弱,占流动人口总数的20.7%。二是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他们具有中等教育程度,但知识技能低、居住条件差,其中少部分人有一定定居能力。这一群体占流动人口总数的25.1%。
  4.4 中下层:教育程度和知识技能低,但居住条件好,定居能力强(占流动人口总数的3.3%)
  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是教育程度低、知识技能低,通常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但是居住条件好、定居能力强。他们或是来京时间在五年以上、举家迁移北京;或是已经在北京购买了商品房。这部分人数较少,仅占流动人口总数的3.3%。   4.5 下层:教育程度和知识技能低、居住条件差(占流动人口总体的7.5%)
  这一群体属于流动人口中的底层群体,他们教育程度低,很多人仅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同时,这一群体教育程度和知识技能低,居住条件差,且基本没有定居能力,占流动人口总数的7.5%。
  如果将北京市流动人口按职业结构进行区分,单位负责人占3.3%,专业技术人员占17.6%,办事人员占14.4%,生产运输工人占16.0%,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占1.7%,商业服务业人员占47% ②。可以发现,引入多个指标对流动人口进行分层,与单独考察职业结构,两者具有一定相似性,教育和专业技术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在城市化及其附带的公共供给等因素的作用下,居住条件和定居能力等同样对人口社会分层有显著的影响。总体来看,流动人口的结构呈现出上层规模小、门槛高,中下层规模过大,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动力,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趋势下,一些群体存在掉头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5 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机制
  社会分层机制是以统计分析所获得的分层指标为实证基础而分析得到,基于上述统计,从逻辑上向前探寻分层指标形成的原因,从逻辑上向后探寻分层指标在现实情境中的“投射”和应用,最终得到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的四种机制。可见,这些机制处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层次,既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也将成为提升流动人口社会地位的切入点和契机,在现实工作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1 教育与技能
  教育技能包括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能力,是流动人口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机制。如图1,笔者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③,对流动人口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两者相关性较强,ANOVA检验有效。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员成为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等比重最高,而初中学历人员从事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职业的比重比其他学历高出一倍以上。可见,教育和技能因素对流动人口社会地位上升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5.2 户籍制度及其“子政策群”
  对流动人口来说,户籍制度对其影响越来越来自于非迁入地户籍的影响,而非单纯来自城乡户籍差异的影响。不管流动人口原本是农业或非农业户口,都要受到非本地户口的限制和约束,在异地社会保障对接、本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难以获得公平地位。国务院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改善中小城市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状况,但大城市仍然有待破解,且对于很多高学历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对本地公共服务的要求更高,更难以满足,例如因缺乏本地户籍而带来的购房、购车等限制对其影响更为深远。
  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户籍制度在逐渐松动,但各城市开始关注“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而限制人口规模,户籍制度正在以“居住证”等新形式、以及设置更多程序性“门槛”等新方式,在教育、医疗、就业和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形成新的制度障碍,实际上形成了户籍制度的“子政策群”。由于很多流动人口工作的不稳定性和非正规性,以及各地政策的不统一,他们很难获得“居住证”或者满足当地相关政策的程序要求,进而均衡的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因此,与户籍制度相比,“子政策群”的影响力反而很大程度上正在逐渐得到强化。
  5.3 城市公共供给
  城市公共供给是指由政府等公共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或产品等,城市公共供 给存在着总量不足和分配失衡两个问题,后者是造成流动人口分化的重要原因。一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城市内部的二元体制造成的“市区-郊区”和“城-乡”公共产品分配不均。郊区房租便宜,但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远低于市区,而在尚未改造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大面积私搭乱建、缺乏基本安全保障和生活服务设施的 “危楼”,成为很多低收入流动人口的首选,其主体是商业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等传统产业从业者,但也有很多高学历和高技能的大学毕业生,例如数据显示,占流动人口总数11.9%的高知识技能人口居住在无独立厕所、厨房或小面积的住宅中。二是在稀缺的公共资源上,如公共房屋等,仍然存在行业、学历和工作年限等限制,只有少量流动人口具备申请资格,将大多数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和“北漂”大学生等排斥在外,而后者很可能是城市发展的根基和未来创新的源泉。
  5.4 迁移时间
  迁移时间是指迁入本地工作、生活时间的长短。表面上看,流动人口迁入本地时间的长短仅与对本地的熟悉、认同程度相关。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人口流动,伴随和经历了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等多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对相关人员的知识技能要求不同;相同的是在不充分的市场体制中,越早参与市场经营、在前期完成资本积累的,更容易“打通”地位上升的渠道。尤其在商业服务、生产运输等经营门槛低、正规性欠强、外地人占主导的传统产业和边缘产业中,越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越容易形成垄断地位,并在熟人社会和不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固化优势地位,之后的参与者只能成为其附庸或下游人员。
  此外,流动人口迁移时间越长,其举家迁入和购买独立住房的比例越高,国内已有研究通过方差分析证明了这一点④,这也意味着这部分人定居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定居则是流动人口社会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10][11]。以北京为例,在2011年出台限购政策之前,流动人口购买住房的比例达到近三成,而在2007年之前,流动人口也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而最近几年即便是符合条件的本地人口都很难申请到经济适用房,因此,越早迁入北京的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入和购买房屋的门槛越低,定居能力越强,越容易实现社会地位上升。
  注释:
  ①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报.http://www.bjstats.gov.cn/xwgb/tjgb/pcgb/201105/t20110504_201364.htm。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下册)[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6)。   ③数据来源同上。
  ④详情参考湖南省计生委发布的《新生代与上一代流动人口发展比较分析》.http://www.focus.cn/news/xiangtan-2014-05-22/50682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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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蒋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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