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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及其话语方式

发布时间:2017-10-12 10:52来源:网络

  坦率地说,就真实呈现历史现实而言,我倒相信业余作者比专业作家更加贴近粗糙的历史本相,因为前者既没有试图穿透历史表象触摸历史本质的雄心,也没有肆意炫耀个体想象的虚构意图,更没有迎合批评家、读者以及主流话语的世俗动机,他们只是想陈述特定历史情境下独特的个人命运及其切肤的生命感受。

  
  本世纪初期,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和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在读书界不胫而走,获得批评界普遍好评。究其缘由,除了作品本身呈现的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之外。多少隐含着批评界对当代文坛有意无意地遗忘历史苦难的不满和忧虑。不过,面对当代专业作家几乎集体失忆的精神现象,也无须悲观,因为这个社会除了拥有杨显惠、章诒和等拒绝遗忘的边缘作家之外,民间记忆开始浮出水面。这个多元时代毕竟建构出有限却空前的公共空间。为业余作者提供了表达关于历史的个人见证和内心独白的契机,肖渭先生的《不为良相――一位老中医的传奇人生》就是一个明证。这部出自民间底层社会的自传体小说,尽管艺术方面较为粗糙,但却真实地表现出那个特殊年代无从把握的个人命运,与试图以记忆的方式寻觅人格统一性与自我连续性的近乎固执的精神状态,从而将原本毫无意义的苦难转变为一种蕴含丰富社会与精神价值的自我证明。
  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苦难历史远远没有在民族记忆的维度形成道德共识。以个人记忆的方式贴近历史本相。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拒绝遗忘的写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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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作品的焦点人物是肖乌陀,整部作品就是由他的命运遭遇,以及围绕着他而交织的各类人物的命运网络所构成:其坎坷人生深刻表现出特定的极左年代无辜下层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及其社会缘由。固然,这类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可谓是不绝如缕,可是,却很少有人深入探究极左政治是怎样从政治领域僭越到社会生活、无辜平民如何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运动又无力抗争。恐怖境况下的个体生命是怎样丧失个人尊严但又不甘沉沦等深层的社会与人格等问题。
  肖乌陀中学毕业恰逢新中国诞生。这个没落的富家子弟无力升学。被革命浪潮卷入轰轰烈烈的新政建设。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天换地将注定自己的悲剧命运,全身心地投入激情的人生事业。新政甫定,他便因为出身问题被抛出体制社会的轨道。回乡务农,从此终生亦医亦师地挣扎在社会底层。传统社会无由入仕的读书人在治生选择上。无非也是力田、处馆与行医。但他们的个体人格意义可在宗法社会关系中得以体现,依然能保全士人的尊严。然而现代社会的肖乌陀却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乡绅。且不说体制内外的天壤之别,就是在体制外的底层社会,他非但丧失昔日士人的尊严与权利。而且无论怎样脱胎换骨地努力,也无法摆脱被剥夺者的厄运。他为此愤懑不平,因为这意味着他在公共世界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权利被强行剥夺,并在本体安全上体验到孤独的焦虑。
  毫无疑问,主人公的人生悲剧始于阶级社会的“原罪”。极左社会以阶级性名义强调人的家庭出身,政治上人为地扩大人的自然不平等差距。结果是以抽象的人取代了现实的人。先天的不平等成为后天不平等的理由。虽然最初这仅仅限于政治领域,但个人总是生活在一个有着社会交往性的社群之中,而且极左年代的社会空间与政治结构异常单一。所有的社会群体存在着明确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关系。这样一来政治歧视势必朝着社会领域扩展。渗透进进人们的生活共同体。因而政治不平等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社会不平等。其实,肖乌陀回农村之初并没有放弃个人的追求。而且也曾因他的努力出现过生存转机,一家省级报社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他,准备把他调往省城,但还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问题而作罢。他凭着自身的勤快、技能和才华,先是在家乡当民办教师。后在乡村合作医疗站从医。但也只能是暂时地过上常人的生活。不仅根本没有自我发展的前景。而且总是被无常的政治运动推向生存的边缘。他任何通过自身能力追求幸福生活的结果。都可能成为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而且也成为其“原罪”的有力佐证。因此他不断通过努力来证明自己,却不断受挫。而且屡遭无端的侮辱。
  肖乌陀当然没有意识到。极左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因为极左社会的政治威权必须通过运动来聚集社会认同与实施政治目标。而且,政治运动还必须通过设立对立的“他者”来确证自己。这个“他者”不仅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找寻。还要通过理论去建构。不要说肖乌陀这种无权无势的底层知识分子。就是声名显赫的社会上层成员有时也自身难保。正是由于政治运动频繁,谁也不能永远地确保自己,所以恐惧的毒素蔓延整个社会,最终导致极左政治基础的坍塌。诚如法国革命的研究权威勒庞所说,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后果差异在于,宗教革命没有任何经验可向其教徒揭示他们是否受到欺骗。因为他们非得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以平等为名义的暴力革命可以摧毁一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却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可以说,肖乌陀因为“原罪”。也因追求安稳人生与创造自由而罹难的悲剧命运。充分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极左政治剥夺个人平等与尊严权利的恐怖和迫使个体人格沉沦的荒谬,且暗示极左政治曾经猖獗一时但很快便荡然无存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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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上述肖乌陀个人命运的不幸主要发生在公共世界,那么他与他母亲和前妻这两个女性的关系,则主要是指涉他的私人生活世界。从历史现实层面讲。这个动荡世纪各种类型的人间社会灾难――宗法封建社会的性别压迫、革命世纪的政治灾难、贫困年代残缺家庭的重负,统统降落在肖母孙东凤这个普通女性身上。这种生命的苦难与坚韧,浓缩着20世纪中国漫长而艰难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底层女性的真实生存情状。
  从精神文化层面讲,肖母以博大的仁慈承载、隐匿和消解苦难。用无私的恩惠孕育、滋养和呵护生命,无疑是神圣“地母”的人格化身。这个大地母亲形象隐含的苦难美学意义,一方面在于她的自我牺牲蕴含着生命的坚韧。而这种坚韧激励着主体理解人生与超越脆弱:或者说主体在认同母亲珍贵馈赠的同时。也在为感同身受的自己屈从苦难现实寻求解脱。另一方面,肖乌陀为母亲的苦难承受而感到痛苦。而这种苦难的回味,表达出主体对传统文化的女性道德要求与“亲子”文化观念的认同。简言之,叙事者以主人公对母亲的精神臣服。转嫁或升华其受虐的心理倾向。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就不难发现。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人生苦难的理解,普遍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受虐心理倾向;这大概不是普通人格心理学可以解释的。而应该从深远厚重的传统文化与具体严酷的历史现实中寻找复杂的缘由。
  肖乌陀的前妻李菊则是个典型的“祸水”形象。她对肖乌陀的人生无疑是雪上加霜。极左政治已经把他推向社会边缘,摧毁了他的人生事业希望,换言之,他

已经无法通过共同世界的追求和创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此时的爱情婚姻作为相对独立的私人生活空间。也许可以成为他化解苦难情境的自我焦虑和提高自我确证勇气的生命栖息地。然而,由婚姻编织的私人空间却因为缺乏私密而温暖的情感。不但没有帮助孤独悲凄的肖乌陀重新确立起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支撑他度过灾难的岁月。反而给这个要强的男人带来沉重的打击。深深的伤害转化为耿耿于怀的怨恨,他最终选择了脱离伤害,离婚再娶。
  其实。极左年代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相互渗透的,肖乌陀在私人生活世界遭受的苦难,恰恰与公共生活的畸形状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肖母的受难,与国家体制及其权力强行侵入社会生活、甚至渗入个体私人生活领域直接关联。李菊不断地出轨与提出离婚。实质上是对于畸形现实生活的畸形抗争。孤独的个体要么依附唯一的体制,要么被强行地推向社会边缘,以致正常的社会公共生活遭到瓦解。私人生活领域危机四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政治身份的低贱与社会身份的低下。使肖乌陀成为生活边缘处的另类,既是无休止政治运动侵辱的对象,也是情感生活侮辱的对象。我完全理解肖乌陀的悲愤。因为个体生活经验中最彻底和最绝望的生命体验,莫过于公共世界与私人生活的双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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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叙事,不仅意指作者身处底层社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指作者从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精神视界来描述底层生活。固然,与专业作家比较,业余作者的自叙传书写往往沾滞于亲历的动荡人生与个体的生存体验,并且伴随着强烈的自我情绪,对其表现的生活及其感受缺乏冷静的审美距离,以致创作过程中常常模糊作者与人物形象之间的差异,作品呈现出不成熟的形态。然而若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讲,这种缺乏审美距离的叙事,恰恰为我们辨析叙述主体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因而这类作品值得关注的对象,除了文本呈现的底层生活之外。还有讲述这种生活的话语形态。这种看似个体性的话语形态具有相当丰厚的精神意蕴。
  启蒙现代性曾经把主体的自我意识。作为人有别于自然物的显在标志:无论是理性主体的同一性还是经验主体的连续性,都显示出自足自治的特性。然而。后现代主义则无情地戳穿人类这种自我神圣化的虚妄,福柯指出,主体这个词有两重意思,一重是由于意识或自我认识而获得人的身份,另一重便是“由于控制和依赖而臣服于他人”。这里的“他人”实质上就是异己的他性,既包括外部因素(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也包括内部因素(尤其是所谓的无意识)。由于意识与语言的特殊依存关系,主体中的他性也就隐匿在个体话语之中,因而话语分析也就成为透过自我认同的华丽景观来辨析主体特质的最佳方式。
  作者在序言中说道,他从少年到青年,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牺牲。“自寻艰难去自我磨炼”。“越是困难他越越是向前,似乎只有向困难搏斗才能暂时消解他内心的痛苦”;青壮年以至老年时期,一直认同“人生就是斗争”。作品也正是按照这种人生理念来叙述主人公传奇的一生,讲述他怎样与邪恶斗争又怎样被邪恶击倒。如何遭受挫折又如何捂着心灵的创伤坚忍不拔地前行。从作者的自我意识与文本叙事不难发现。这种话语形态是典型的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的混合体,也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话语形态。我们姑且称之为现代式的传统话语。
  传统的儒家文化倡导乐观的人世精神。一方面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升华为形而上的理念。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激励自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把生命寄托和人生归宿牢牢地置于人间此岸。强调个体自强不息和坚韧奋斗的人世进取精神,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定意志视为理想人格加以弘扬。“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人生选择,实质上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别一种修己安人的处世方式。
  20世纪中国的“革命”涵义,不仅意谓政治权力、社会行动的彻底变革。还被赋予进步与科学的正当性根据,甚至蕴含着道德和终极关怀的含义。革命意识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有的学者在分析这种革命和斗争人生观形成的内在原因时认为。一方面革命一旦以辩证唯物论作为其哲学基础。“革命的流行也意味着使用暴力为正当观念的普遍化和以斗争为人生意义的兴起”。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维结构主宰着现代国人的思维向度。宇宙秩序、社会规律和个人道德整合一体。“其后果是革命斗争成为终极关怀和修身方式。即革命人生观之形成”。受这种观念支配,作者的话语结构充满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善恶分明的是非观念。并把一个被压迫者的反叛理念与反抗行为。视为个体主要的生命动力和力量源泉。
  关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现代的革命文化。人们一直在反思与辨析,但对于由这两种文化融合而成的汉语话语形态,却缺乏足够重视和深入思考。其实。由语言系统构建的话语一旦形成。就成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认识世界与体验生活的能指方式。从而构成了一种认知模式。它先于个人而存在,并作为个人的前理解而制约人们的思想。“不仅决定了人们如何观察和识别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而且决定了人们思考和行动的规定性范围。亦即界定了历史时段中某一社会的知识样式和真理生产”。因而,就这部作品的叙事话语而言。以下两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索。
  一是作为编织苦难历史经纬的现代式传统话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洞察历史苦难的缘由呢?其实。这部作品自始至终都包含着终极理想与历史现实的悖论。具体地说,作者一生都在追求以平等为内核的革命理想。但参与理想实践的人生过程却充满着不平等的苦难遭遇:他坚信通向终极理想的途径是斗争,但他在斗争的过程不但没有“其乐无穷”。反而痛苦不堪。这就是说,现实人生与感性生命都无法指证他所认同的价值理性。看来,在幽暗的历史深处,理性的微光永远无法逮及感性的触角。
  二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有限开放而社会道德危机与腐败丛生的现实背景下,现代式传统话语能否继续担当和谐社会的道德维系呢?作品最后一章是肖乌陀新时期生活的描述,他摆脱了极左社会的厄运。但对于当下腐败丛生与贫富不均等新的不平等现象,仍以现代式的传统话语加以批判。他的批判深刻体现出这种话语在新时期现代转型中的尴尬状态:在思想道德层面,它作为主流话语主宰着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叙事:在社会现实层面,它却无法阐释社会的改革实践(改革反而与全球化的“告别革命”话语暗通款曲)。这种话语矛盾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以平等为内核的主流话语作为一种合法性的思想资源,不但为历史,也为潜藏民间社会的革命冲动提供了批判现实的合理性。
  近些年来。我常常读到一些以共和国时代“平等”的名义来苛责现实社会的文章。不错,共和国极左时代经济方面的平等程度确实高于当代,但这不过是一种贫困化的平等而已。至于政治方面则是毫无平等可言的。这些严重误读甚至歪曲历史的文章,不正是民族失忆而付出的精神代价吗?历史苦难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原本就是一种悲哀。但倘若这个民族曾为苦难付出了沉痛代价却丧失深入反思的能力,甚至有意无意地遗忘,则是悲上加悲。
  
  责任编辑 陈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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