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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09,中国正在成长的公民精神

发布时间:2017-10-12 10:49来源:网络

盘点2009年的法治事件,值得评论的确实不少――河南王帅发帖被拘留、罗彩霞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而被取消录取资格、农民工为职业病维权开胸验肺、上海闵行区的“钓鱼执法”、广州居民参与垃圾处理决策、成都被拆迁户自焚抗拆⋯⋯所有这些事件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关注,并在公民关注下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不夸张地说,2009更清晰地见证了公民参与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而正是方兴未艾的公民参与体现了中国公民精神的不断成长

  
  番禺垃圾选址风波
  民主社会常识的普及
  2009年2月4日,广州市政府发布通告,决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交界处,建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于2010年建成并投入运营。此举遭到番禺逾30万居民的反对。广州市番禺区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表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已召开会议,初步拟出五点处理措施。其中第二条为:聘请专家作全区的区域规划,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第四条为: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张千帆点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的处理模式和发展方向有借鉴与推广意义。广州市民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垃圾焚烧厂的决策,但市民意见和政府意向发生明显冲突。双方对峙月余之后,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终于公开表态:垃圾焚烧厂建在哪里如何建,第一决策者是市民。市府表态使官民争端出现了根本转机,也使番禺垃圾处理的决策过程进入了良性循环,而其中的“秘诀”很简单――就是政府决策尊重民意并承认公民参与的合法性。其实广州市政府只是表达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常识:谁都知道“人民政府为人民”,政府决策当然需要公民参与;也只有公民有效参与,政府决策才能理性满足社会需要。设在番禺的垃圾焚烧厂显然是为了广州市民的生活需要才建的,而不是为了市领导建的,领导个人生活很可能不需要这个垃圾焚烧厂。因此,市政府决定建厂的初衷肯定是好的,确实是为了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但是这个焚烧厂究竟应该建在哪里、如何建、垃圾在焚烧之前是否应经过分类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并非有了良好意愿就能自动解决,而应该由生活在那里的多数居民在比较不同方案的利弊得失之后形成理性的判断。广州市民关心垃圾焚烧厂的决策实在是很自然,主动参与也是很应当,而如此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实在是广州的幸运。
  当然,公民参与不只是广州之幸,对于任何地方都是幸事――不仅是当地人民的幸运,而且也是地方政府的幸运。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倡“有序”的公民参与,而公民参与是否“有序”关键取决于其是否“有效”。如果地方政府事先不征求任何意见,出台的政策难免和民众期望落差太大,在这种情况下一意孤行必然造成民情激愤、民怨沸腾,而错过良机的公共参与便难免失序。假如广州市政府事先征求了市民对垃圾处理的意见,出台的方案又符合多数市民的期望,根本就不会出现官民对立;假如各地在城市规划和拆迁之前就广泛征求市民意见,让市民来规划自己的城市并决定拆哪里、补偿多少,当然就更不会出现发生在成都的自焚悲剧了,地方政府也不会因此而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乃至中央关注和调查。对于双方皆大欢喜的事情,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钓鱼执法
  执政伦理不能承受之重
  私家车主一时发善心捎上了陌生人,谁知陌生人却是交通执法部门的“钩子”。车行没几步,陌生人便下车、拔钥匙,“执法人员”一拥而上,随即罚单开出,这个过程干脆、流畅、一气呵成,犹如一出精心设计的剧本,而演员们本色演出,角色拿捏到位,整个环节丝丝入扣。
  支振锋点评:这样的事,在上海不是只有一起,而是有无数起,据说全市遍布上千“钩子”,战果辉煌。通过设置圈套诱使他人“犯法”,可谓由来已久,英明如隋文帝、唐太宗都干过,杨坚对贪腐的官员“私以贿之”,对方一旦接受,便严厉惩罚;而李世民则是对“诸曹案典”也“以财物试之”。但不同的是,唐太宗有裴炬进谏,说这种“陷人以罪”的做法,“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深以为然。而如果说杨坚和李世民“陷人以罪”还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话,那“钓鱼执法”者与“钩子”恐怕更多的不过是合谋牟利而已,十几年下来,“执法者”与钩子之间早已形成了以“黑车打击”为名的利益共同体。
  实际上,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通过设置圈套来“执法”的行为,本质上都不过是以法为钩,以政府公信力为饵,无论对于政府还是百姓,都是双输的选择,而牟利的只能是某些所谓的“执法人员”;更败坏了官德与公德,甚至摧毁政府的行政伦理。然而,对此问题我们还必须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不仅仅要惩罚“陷人以罪”的“钓鱼执法”,捍卫政府的执政伦理;更重要的是改革我们的财政会计制度,规制预算外资金(小金库),从而斩断执法者罚没款与执法单位及其个人利益之间的纽带,消除执法者为个人利益而“陷人以罪”的动机。
  
  南京周久耕案
  见证网络公民的崛起
  2008年12月10日,时任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周久耕接受当地9家媒体的联合采访时抛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的言论。很快网民搜索出周久耕在一次会议讲话时抽的是1500元一条的天价烟以及戴名表、开名车,与职务收入不符,而被有关部门关注。2009年年初,江宁区纪委决定对周久耕立案调查。2009年9月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审理周久耕案,检方指控,周久耕在2003年至2008年担任江宁区民政局局长、江宁区房产局局长期间,共接受9人贿赂,受贿金额为107万元人民币和11万元港币。2009年10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周久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
  傅达林点评:周久耕由意外“走光”到最终“入狱”,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叹为观止的“网络反腐”画卷,由此而掀起的网民反腐热情更是持续高涨,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新的公民群体――“网络公民”的崛起。
  宪政意义上的公民,本质上意味着走出了平民被动的社会角色,自觉成为公共生活的主体。网络对于中国公民精神的构筑而言,最大的功能就是深刻改变了人们“失语”的被动状态,促使人们以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介入公共生活,使得传统社会里难以培植的公民精神骤然萌芽,进而改变着人们的政治习惯与诉求方式。这种被互联网所重新唤醒的公民意识,必将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改革带来极大的推动力:它重新开辟了一个新的舆论战场,对于潜伏在社会公域内的各种不良制度和失范行为进行曝光和揭露,对公权力行使中的各种悖逆现象进行自由的质疑和鞭挞,进而起到修复公权肌体的作用。
  所以,“周久耕案”所承载的意义就在于:它暗合了一种公民责任的宣扬,唤醒我们对公共责任的激情担当,以此为肇端,日渐壮大而理性的网民已开始将目光投向公共事业,一个雏形的公共政治空间也得以在网络上延伸。透过一次次网络上刨根问底式的追问,我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希望。
  
  开胸验肺
  良性制度导引有序的社会争议
  张海超,河南省新密市工人,2004年6月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工作三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得以被鉴定,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只好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铁心“开胸验肺”,最终被诊断为尘肺。2009年9月15日,在新密市劳动局和刘寨镇政府的主持下,张海超和公司签署了《调解协议》,公司对其作出赔偿共计61.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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