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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陈奂生上城》

发布时间:2017-10-12 10:58来源:网络

  摘要:《陈奂生上城》以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重新确认了文学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和主体性。不过由于作家主体的强烈的“农民认同” 限制了批判的程度;自我反思的缺位也使批判的对象窄化为单一的“农民意识”。 作家主体面对批判对象的矛盾心态及其在本文中的迂回表现构成了高晓声农民批判的独特风格,并使其在提出“重返新时期”的当下文化语境中获得被重新发现的可能。

  关键词:农民 文学知识分子批判 陈奂生
  作者简介:康斌、男、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文学与传媒系教师、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09)-13-0000-02
  
  在所谓“纯文学”的标准引领下,我们习惯于对新时期文学做如下的简明概括:“‘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显得稚拙而简明扼要,主题鲜明而技巧单一,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时过境迁,人们有理由对它不以为然。”[1]
  重返新时期,我们就可发现上述观点的偏颇显而易见。客观和同情的态度,似乎更容易进入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的心灵内部,并做出更为恰当的评判。
  以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为例,在“陈奂生”形象的塑造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高晓声对于农民劣根性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重新确认了文学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在走出“文革”、步入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建主体性的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农民批判”纠缠着着“农民认同” ,“批判农民” 又遗忘了“自我批”,作家主体的矛盾心态构成了高晓声农民批判的独特风格,也为新世纪的经典重读和再发现提供了契机。
  
  一. “陈奂生”的出场
  
  1980年,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2]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文坛的极大关注,这篇小说因创造了陈奂生这一经典农民形象而被广泛传播和阐释。
  小说中,陈奂生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农民纯正、忠厚等美好品质,更显示出他作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愚昧。通过县委书记介绍住进了招待所,优越的居住环境使他放不开手脚;一旦付出五元钱,陈奂生的善良、朴实、自卑突然消失,他希望通过狠踏地板,用床单抹嘴,穿鞋上床,折腾太师椅寻求心理平衡。总之,“他能够自怜自慰,把物质上的亏损、内心的愤懑变成自我精神满足。作者把农民身上因袭的沉重精神负担写得入木三分,把这种阿Q相描绘得维妙维肖”。[3]
  这些关于农民双重性甚至是劣根性的表达显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文学所创造的农民形象。如詹姆逊所说“我们永远不能在文本自身所有的新奇之中,真正地立刻与一个文本相遇。相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都是已经阅读过的,我们通过前此的阐释所沉积下来的层层壁障来理解它们”。[4]陈奂生的出现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红色经典《创业史》所创造的梁生宝这一农民英雄形象。在作家柳青的叙述下梁生宝见微知著,善于从平常普通的农村日常生活提炼出巨大的政治意义。
  但是,新时期的陈奂生却突然间没有了这样显明的“时代色彩”。 “陈奂生”们似乎一下子又回归到以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为代表的最初由五四启蒙文化创造的农民形象系列当中去了。
  高晓声对农民的“陈奂生”命名,实在切合了人们对于农民的理解和想象。因为“陈奂生”代表的“农民”,就是“指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等品质组合起来的某一类形象”。[5]
  为什么一见到“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我们就会发出“真是个农民”的感叹呢?我们与其试图找出“陈奂生”的特别之处,不如去思考“陈奂生”何以出现的原因――“老”作家的复出和崛起。
  
  二、 “启蒙者”身份的复归
  
  一切叙事都是话语而且只能是话语,所有现实主义无论如何贴近现实,都有它的话语性。“ 既然历史和传记总是从这一或那一意识形态角度被叙述的,那么就可以争论说,被它们表现为现实的其实是对现实的某些主观的成规的看法。”[6]
  农民的形象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叙事被建构起来的,无论是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还是截然相反的快乐、开放、进取的农民形象。从两种形象的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7]。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文化机制的强行运作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文学表达都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从赵树理的“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8]到浩然的“为工农兵服务”,“按着工农兵的需要来做”[9],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心态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对“感觉怎样”,“应该怎样”和“实际怎样”之间的矛盾困惑,变成对“应该怎样”(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容置疑的认定。[10]
  新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松动,给予了高晓声表达思想“裂缝”的可能。高晓声没有选择表达自己从一个知识分子到农民转变的心路历程,而是承继了鲁迅国民性批判、胡风的表现农民“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传统。
   “陈奂生”形象几乎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赞同,人们不约而同地将陈奂生纳入到阿Q以降的五四启蒙文化创造的农民形象谱系,从而给与高晓声极高的文学评价。这充分说明:高晓声通过从侧面建立启蒙对象(农民陈奂生)以重建启蒙身份和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意图更充分和“艺术”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声,获得了集体的认可。
  
  三 .农民批判的犹疑
  
  我们发现,小说对农民“哀”与“怒”的处理造成了文本价值指向的两个不稳定性――批判的分量减轻了,批判的范围缩小了。总之,对农民的批判奇怪地窄化了。
  
  (一)被减弱的农民批判
  王干曾指出:高晓声陈奂生们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种愤慨直喷射向损害陈奂生们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的极“左”路线,封建意识,官僚主义”。[11]事实上,高晓声的“愤慨”在《陈奂生上城》中消失了。不仅如此,官僚主义还帮了陈奂生(借助于县委书记吴楚)顺利完成了大队的肥料购买任务。
  高晓声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接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他有着超越农民局限的强烈意识。可是,在同一个场合他却一再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和农民认同,“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己是活着的农民了。”[12]
  农民生活影响了高晓声的叙事立场。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被遣送到武进的农村务农,直至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写作。在乡村生活了20年,高晓声更亲密地接触农民文化,同时也更认同农民文化,以至于他表示要“将自己完全融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和“为农民代言”。
  新时期的农民意识仍然有待提高,高晓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的深刻之处。但是在强烈的感情波涛冲洗下,他的判锋芒减弱了。
  
  (二)被缩小的国民性批判
  高晓声的农民书写受到了鲁迅的深刻影响,如其所言:“一直到现在,当年鲁迅所反对的奴性和精神麻木,仍旧广泛存在,这无损鲁迅形象,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存在着那种情况想要改变它时,我们便想起了鲁迅,我们是在继承他的事业。”[13]
  鲁迅所揭示的国民劣根性,主要指存在于人们精神领域有碍于人性健康发展、社会进步的落后东西,诸如愚昧、卑怯、贪婪、精神胜利等等,这些劣根性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奴隶文化长期压制的结果。但是正如学者刘禾指出的,国民性理论里面包涵着知识的健忘机制。国民性话语一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14]
  高晓声的国民性批判包涵着另一健忘机制,即将某种落后的农民意识当作“农民“的固定品质,并用“陈奂生质”[15]来对这种不健全的人格品性做命名。然而,重读《陈奂生上城》,我们感到陈奂生的缺点并不是他一个人、一个阶级的缺点。国民性批判的广泛性(整个国民)在此被大大缩小了。
  
  四、小结:
  
  在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已经受到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双重怀疑当下,文学知识分子的批判,最后又会被用于批判他们自己。重读《陈奂生上城》,注目“陈奂生”的缺陷,也同样关注特殊年代中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并进而意识到文学知识分子们的未竟事业――直面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种种缺陷,重建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立场。
  
  注释:
  [1]转引自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
  [2]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1980,(2)
  [3]谌宗恕《对三十年农村生活的再认识 一一评高晓声描写农民的短篇小说》,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
  [4](美)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前言,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7
  [6]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87
  [7]薛毅《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载《天涯》,2005,(4)
  [8]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载《文艺报》,1955,(19)
  [9]浩然 《寄农村读者》,载《光明日报》,1965-10-23
  [1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8
  [11]王干《苦涩的“陈奂生质”―高晓声新论之一》,载《小说评论》,1986,(2)
  [12]高晓声《且说陈奂生》,载《人民文学》,1980,(6)
  [13]高晓声《且说陈奂生》,载《人民文学》,1980,(6)
  [14]可参见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载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186
  [15]同[10] 文中指出:“陈奂生质”是封闭的农业社会特定的文化基因传给今日农民的一种不健全的人格品性,也是中国农民复杂心理素质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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