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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第一堂

发布时间:2017-10-12 10:54来源:网络

同仁堂不愧为天下中药第一堂,344年的历史,比美国的年龄还长107年。

  
  江湖郎中的理想
  
  唐末,一个叫做乐仁规的太医令因避祸迁居至浙东,以其医术代代相传。传至明永乐年间的乐良才,已经是浙东一带小有名气的铃医(走方郎中,又称走方医、草泽医,指游走江湖的民间医生,又称“铃医”)。
  大凡盛世,人口多向城市流动,乐良才所处的便是这样的时代。在家乡小有成就的他,向往着更广阔的天地,便举家迁至北京。虽仍以走街串巷,行医卖药为生,但环境的改变却让他逐日感觉到铃医这个行业的局限性。只是自己已是年老体衰,无力改变,他便时常教育儿子乐廷松:若想在这偌大的北京城里谋得发展,就不能总当铃医,要向正统的中医药方向转变。
  
  乐廷松的后人乐显扬,为世代相传的祖训画上一个精彩的句号。
  乐显扬,号尊育,康熙初年人。经人介绍进入了皇宫,做了太医院的吏目,结束了乐家祖传的铃医生涯。在皇宫任职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宫廷秘方、古方、民间验方及祖传秘方。
  康熙八年(1669年),乐显扬辞官回家,开始为百姓治病。刚开始,乐显扬只为病家诊脉、开药方。一段时间后,乐显扬感到应该有一个药室,既能开处方,又能拿药,会大大方便病人,也能使自己的配药技术得到应用。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乐显扬的药室终于具备制作丸、散、膏、丹的条件了。
  那么药室该定什么名呢?乐显扬想起了儒家的经典,想起了古代所谓大同社会的标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为大同。”
  “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就取一个‘同’字吧!”乐显扬定了药室名称的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呢?乐显扬想到了仁字。“仁者,爱人也。”济世养生,不就是最大的爱人吗?想到这里,药室名称的第二个字也定了下来。
  康熙八年(1669年)秋天,乐显扬对来到他药室的人这么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君喜其工而雅,需志之。”
  关于这名字由来,有另一佳话。同仁两字,原取自乐氏家传铃医留下来的刻有针灸穴位的铜人。乐氏家族原想用铜人为设堂制售药物的奇异标志,后因考虑到铜人全裸而不雅观,转而联想到“铜人”的谐音“同仁”二字。
  
  危机之后的中兴
  
  同仁堂开设后,不用徒弟,不用资方代理人,不许子孙经营当铺(赚穷人钱)、饭馆(杀生),不许开分号(防止假冒伪劣),成为祖训家规。同仁堂终因口碑好而闻名,于雍正年间开始供奉御药房。并经皇家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被特许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进而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祁州药市和其他中药市场两百余年。
  乐家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当时朝廷的支持。乾隆七年,乐家六世乐礼由于经营不善和市场药价日增,欠下大量官债和私债。乾隆不仅准其增调药价三分之一,而且特派内务府官员临办官银官药,弹压同仁堂的一切私债。
  但历史告诉我们,高潮过后就必然是回落。因经营不善及政治动荡等种种因素,同仁堂开始股权分流,债务不清。而这时,乐家又出了一位中兴人物,就是乐平泉。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清偿,并将国药从宫廷普及到民间。他的经营思想一直延续到民国直至北京解放。
  乐平泉是乐凤鸣的哥哥乐凤仪的第五代,道光十一年(1831)过继到乐凤鸣的第四代乐百龄名下为嗣,时年21岁,成为同仁堂惟一的继承人。乐平泉嗣继时,同仁堂正式典给朱姓经营。他在同仁堂内除了一个铺东名义外,每日只净取字号钱五吊。
  道光十四年,朱姓做买卖做赔,逃往他乡。于是乐平泉与朱姓之子和铺内人定约,将铺业收回。收回后,因力量不够典于他人经营。自己却开设了一个广仁堂药室以与同仁堂抗衡,并将自行配制的成药在同仁堂代卖,积累足了资本。于道光二十三年,将祖业回收。
  乐平泉在制药业也是行家里手,他研究前人医书,开拓了数百个新品种。他还格外注重宣传。当时北京城内每年要挖城沟一次,每次需一月。他在四城门开沟的地方立沟灯,让红字大灯笼到处照耀。遇会试时,向全国各地来京应试的人赠送药品。他也做慈善,冬设粥厂,夏送暑药、办义学。此外,在每年4月28日“药王生日”时大宴宾客,请名角唱戏。
  
   “同仁堂能做天大的生意”
  
  现在,乐家与同仁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乐家的后人大部分在国外,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从事着与医药有关的事业。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尚且不易,更何况几代人去做这一件事。或者做任何事都应该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吧。
  世人对于同仁堂最直接的体会,恐怕多源于同仁堂的十大名牌药中排名第一的安宫牛黄丸,它的发明者,就是乐平泉。牛黄比黄金更贵,外号“乌金”。其实就是牛的胆结石。在我国医药史上,牛黄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
  1973年,海南岛某地发生森林大火,一位救火的解放军战士被严重烧伤,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神昏谵语,病情十分危险。当在场医生们不知所措时,一位参加会诊的老中医提出:“试试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吧!”令人惊喜的是,服药后不久,战士的体温开始下降,渐渐脱离险境,很快病体痊愈。而在2002年,安宫牛黄丸更是因为凤凰台的刘海若而一度“一丸难求”,在黑市上,一丸安宫牛黄丸被抄到1000台币以上。
  除却好药,更为重要的是卖药人的良心。非典时,北京同仁堂61家药店供应着全北京近一半的药量。在那些日子里,同仁堂一共卖出了抗非典中药300万付,满足了100万余人次的用药需求。
  年过八旬的王大爷对此深有感触,“北京闹非典,我来这配一付预防的中药。等了老半天都拿不到,开始大伙都埋怨,还以为是他们要留着涨价。后来才知道是人家为了等到合格的原料到货后才给抓药。”王大爷说:“就仗着这份仁义,同仁堂就能做天大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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